什么是区域研究型大学 应用型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区别
教学型大学与研究型大学区别，研究型大学跟应用型大学什么区别？什么是区域研究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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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新型研究型大学
提要：我国大学当分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三类，其合理的数量比例关系应为1：4：50。根据我国现在具体的国情，我国研究型大学的总数应定为17所，由此可定教学研究型大学为68所，教学型大学850所。
一、对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三类大学的性质规定
笔者主张将我国大学分为A、B、C三类，并分别定其名曰“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进而将它们各自的性质分别确定为：
（1）研究型大学是以培养博士人才为主要标志的大学；
（2）教学研究型大学是以培养硕士人才为主要标志的大学；
（3）教学型大学是以培养学士人才为主要标志的大学。
之所以作如此质的规定，是依据了“研究型大学”的本来含义以及笔者对这个概念及由此概念派生出来的其他相关概念的合乎逻辑的理解。
二、“研究型大学”的本来含义
在我国固有的教育术语系统中，本无所谓“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之类的提法，这些提法是根源于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1994年所提出的所谓“研究型大学”概念，此概念一传入中国，即迅速引起了我国高等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很快便在高等教育界掀起了一场学术讨论，其讨论是如此热烈而富有成效，以至于研究型大学概念不仅日益广泛地深入我国高等教育界之人心，且由此形成和派生出来的诸如“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之类的各种新名词、新观念更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目前尚在继续并有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之势。
1994年，该基金会从当年美国3500所大学中选定88所为“第一类研究型大学”，37所为“第二类研究型大学”，这两类大学的区别主要是联邦政府所提供的科研经费资助——前者在4000万美元以上，后者在1550万美元以上；其共同点是每年至少授予50名博士学位。于此可见，研究型大学的主要标志有“物”与“人”两个方面：其“物”的方面在于获得联邦政府一定数量的科研经费资助；其“人”的方面在于培养出一定数量的博士人才。以经济学观点来看，这里“物”是（政府）投入方面，“人”是（学校）产出方面。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以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作为判定研究型大学的主要标志，显然是考虑到了“物”（政府资金投入）与“人”（学校人才产出）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其内在统一性，即政府对高校的资金投入是高校产出人才的重要物质保障，而高校产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则是政府所以向高校投入资金的主要目的。该基金会之所以提出研究型大学的概念，分明是出于高校能多出和快出优秀高级人才的考虑，而敦促其联邦政府加大对研究型大学的资金投入力度。
事实上，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在提出研究型大学概念的同时，其相关文件中还这样指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研究型大学起着领导作用”，“最根本的是，为国家培养文化、知识、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领袖”。这表明，该基金会提出研究型大学的概念，敦促其联邦政府加大对这些大学的资金投入力度，乃是期望通过加强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一方面依靠它更加合理高效地引领和推动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依靠它来培养其国家所需要的各方面的领袖人才——其中后者是“根本”，足见其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是围绕着人才培养这个中心来展开的。按照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观点，国家要培养其所需的文化、知识、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顶尖人才（领袖），就应该也必须建立一定数量的研究型大学，并由中央政府重点投资以助其建设。
三、对研究型大学等三类大学定性的理据
既然按我国《高教法》的精神，培养人才是高等学校各项工作的中心，而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当初提出研究型大学概念也是本于其国家培养领袖人才的现实需要，则受其启发而主张在中国也建立和建设研究型大学，其根本宗旨就无疑也应当是“为国家培养文化、知识、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领袖”，从而理所当然应该把人才指标作为确定研究型大学的根本标准。
事实上，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张以获得中央政府的科研经费资助的数量和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作为判定研究型大学的两个主要标志，就蕴含着把人才指标作为确定研究型大学的根本标准的意思，因为很明显，在这两个因素中，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政府资助的科研经费数量只是其外在因素，学校授予的博士学位人数才是其内在因素——为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所期望依靠研究型大学来培养的国家所需要的领袖人才，无疑就是也只能是出于这些被授予博士学位的人之中。我们之所以把研究型大学的性质确定为以培养博士人才为主要标志的大学，其部分理由即在于此。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提资助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经费之额度应取决于如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实际财力状况及其对一定时期内国家所需博士级人才数量的科学测算，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依据国家所确定的人才评价标准对博士生培养单位在博士人才培养方面所具有的条件、能力以及所取得的业绩状况的科学评估。这意味着对研究型大学来说，它在一定时期内从中央政府所获得的科研经费（本质上属于博士人才培养经费[1]）之数量的多寡，既取决于这期间国家的财力状况及其对博士级人才数量的需求状况，也取决于其本身在博士人才培养方面所具有的条件、能力以及所取得的业绩状况。由于研究型大学在一定时期内从中央政府所获得的科研经费之数量的多寡与该学校在博士人才培养方面所具有的条件、能力以及所取得的业绩状况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直接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因此，在研究型大学能够严格遵守由国家或自己所制订的完善的博士人才培养制度的前提下，该大学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的人数就既取决于一定时期内它从中央政府所获得的科研经费之数量的多寡，又取决于其自身在培养博士人才方面的客观条件状况和主观努力程度。换言之，在得到严格执行的完善的博士人才培养制度条件之下，一个大学每年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是足以综合反映出该大学获得中央政府的科研经费之数量和其本身在培养博士生方面的客观条件状况和主观努力程度的。
所以，其实大可不必像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所主张的那样以获得中央政府科研经费资助的数量和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作为判定研究型大学的两个主要标志，单以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作为确定研究型大学的客观标准也未尝不可。当然，从研究型大学与国家的关系来说，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主张也自有其道理，其考虑到中央政府科研经费资助因素并把获得其经费资助的数量作为判定研究型大学的一个主要标志，其用意无非在于强调建设研究型大学乃是整个国家建设事业的一个部分，是中央政府理当积极参与其中并给予大力支持的一项事关国家人才兴旺的重要公共事业。但是在另一种关系中，在研究型大学与其他类型的大学的关系中，我们只须考虑其每年授予博士学位人数的差别就行了，仅仅以此为据，也就足以区分研究型大学与非研究型大学了。
参照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所提供的关于美国研究型大学每年授予博士学位人数的最低值（50名），我们也未尝不可以假定我国的研究型大学每年授予博士学位人数的最低值为50名[2]——究竟定多少为宜，当另行探讨，兹姑阙而勿论。不管怎样，我们把研究型大学的性质确定为以培养博士人才为主要标志的大学，这就足以显示出研究型大学之区别于其他类型的大学的特性了。
如果说把上述A类大学定名为研究型大学并把研究型大学定性为以培养博士人才为主要标志的大学是合理的话，那末，以此类推，把教学研究型大学定性为以培养硕士人才为主要标志的大学、教学型大学定性为以培养学士人才为主要标志的大学就也是合理的——除非上述A、B、C三类大学的分类及其特性的判定是不合理的。
有必要作进一步说明的是，如今在我国高等教育界除了“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提法以外，还有一种与之相类的提法即所谓“研究教学型大学”，这两种提法显然都是从“研究型大学”派生出来的——据我们推想（未必确然），其情况也许是这样的：先是由“研究型大学”的所谓“研究”而联想到了大学的科研与教学，由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这“研究”和“科研”联系并且等同起来，从而把“研究型大学”实际当作“科研型大学”来理解和看待，进而逻辑地推引出“教学型大学”的提法，以之对应于“科研型大学”——“研究型大学”的提法；然后更将“研究”（科研）和“教学”作不同排列组合，遂形成所谓“教学研究型大学”和“研究教学型大学”两种不同提法。不管其情况是否确实如此，在我们看来——
（1）“教学研究型大学”和“研究教学型大学”两种提法，按其字面意义可以也应该被归并为一种提法，即“教学和研究并重型大学”或“研究和教学并重型大学”——无论是“教学研究型大学”还是“研究教学型大学”，其意思都不过是如此而已，就是说，这两种提法并无实质性区别，它们完全可以互相替代。为了避免文人式的把玩文字游戏，混淆视听地把“教学研究型大学”和“研究教学型大学”当作两个意义不同的专有名词而用之于称谓两种不同类型的大学，不妨任意择其一种而废弃另一种提法，如此更好；
（2）根据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所谓“研究型大学”的本义，其“研究”概念有两个要义：一是，其大学从中央政府获得一定金额的科研经费；二是，其大学授予一定名额的博士学位。可见，其“研究”既指与博士人才培养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又指与科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博士人才培养，是二者的意义兼而有之的。不过，在大学的科研归根到底不过是其人才培养工作的一个方面的意义上，将其“研究”理解为与科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博士人才培养似乎更加贴切；
（3）正是鉴于大学的科研归根到底不过是其人才培养工作的一个方面，故与其把“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和“科研”联系并且等同起来，就不如把它和“研究生”的“研究”联系并且等同起来，如此更加妥当。“研究生”的“研究”固然也是指科学研究而言，但是这种科研是作为大学人才培养的一个手段而被纳入到整个大学教学体系的，它是贯穿于大学课堂内外教学过程中，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通过师生相互合作的方式来开展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既是一种特殊的科研活动，也是一种特殊的教学活动。正是这种特殊性，使其区别于一般科研人员所从事的科研活动；
（4）按照把“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理解为“研究生”的“研究”同样的逻辑，也应该把“教学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理解为“研究生”的“研究”，它表示后者部分地具有和前者一样的“研究”属性，这种属性即表现在其硕士和博士这两个层次的人才培养各有不同于其它类型大学的特殊任务：就其不同于研究型大学的特殊任务而言，教学研究型大学承担着明显较轻于研究型大学的博士人才培养任务——假定后者每年授予博士学位人数的最低值为50名的话，那末，在原则上前者至多只能接近50名，而不得等于或超过50名；就其不同于教学型大学的特殊任务而言，除了教学研究型大学承担为教学型大学所不承担的博士人才培养任务以外，教学研究型大学还承担着明显较重于教学型大学的硕士人才培养任务——假定前者每年授予硕士学位人数的最低值为195名[3]的话，那末，在原则上后者至多只能接近195名，而不得等于或超过195名。
四、不同类型大学合理的数量比例关系
与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提出“研究型大学”概念的差不多同时，我国政府也决定实施“211工程”（1995年正式启动）。“‘211工程’是中国政府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实施‘211工程’，是中国政府推进高等教育发展，促进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一项重大措施。这一工程的实施旨在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培养高层次人才，对提高国家高等教育水平，加快国家经济，促进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实现高层次人才培养基于立足于国内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4]不知我国政府关于实施“211工程”的决定是否是受到了提出“研究型大学”概念的美国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启发才做出的，但从其实施“211工程”是“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培养高层次人才”来看，其宗旨与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所强调的关于建设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宗旨在于“为国家培养文化、知识、经济和政治等领域的领袖”显然很相似，故也未尝不可以把211大学[5]当作中国的研究型大学来看待。
如果说中国的211大学就相当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的话，那末，至少从逻辑上说，中国的211大学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比例和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比例就应该是一致的。但是，据教育部2004年发布的《200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3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110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1552所，成人高等学校558所），另据教育部2004年公布的《“211工程”学校名单》，全国共有95所学校榜上有名，这就是说，211大学占了全国高校总数的4.5%；而1994年被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从当年美国3500所高校中选定的研究型大学是125所，仅占美国高校总数的3.6%。可见，中国的211大学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比例要比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比例高出近一个百分点。从表面上看起来，其二者差距似乎并不大——不就是相差近一个百分点么！但是，如果考虑到中美两国在经济实力和现代化发展水平方面所存在着的巨大差异，那末，其近乎一个百分点的差异就意味着假如把211大学看作中国的研究型大学，则相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现代化发展水平，其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就实在是太多了。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95年我国创造国民生产总值（GNP）5781.58亿美元，同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14960亿美元，中国只相当于美国的38.65%；[6]199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10000亿美元，美国是70000多亿美元，中国仅相当于美国的14.29%。[7]1998年，美国人均GNP为26980美元，中国则为700美元，是美国的2.6%；[8] 2002年，美国人均GNP为35400美元，中国则为960美元，是美国的2.7%。[9]
鉴于中美之间经济实力上这种悬殊的差距——按其1995年和1998年GNP之比的平均值，中美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约为0.2647：1，如果说美国需要并且能够每年培养出至少6250名博士的话，那末，对于中国来说，她若要按同样标准来培养其博士，其能够每年培养的博士的数量就理应被确定为不少于1654人。按照同样的比例，我国所应设的研究型大学的总数大约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一略多。据此，按1994年被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列入研究型的大学数量之占美国高校总数的3. 6%的标准，我国可被列入研究型的大学数量则应为高校总数的0.9%。如上所述，2003年我国高校的总数为2110所，准此，我国研究型大学的总数应该是19所。即按1994年被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列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绝对数量125所的四分之一略多来计算，我国研究型大学的总数也不应多于32所。要之，中国的研究型大学数量应在19—32所之间。但是，另一方面，从1998年和2002年中美人均GNP之比的平均值来看，中美之间经济实力的差距约为0.0265：1，即中国的经济实力仅相当于美国的四十分之一略多，据此，如按1994年被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列入研究型的大学数量占美国高校总数的3. 6%的标准，我国可以被列入研究型的大学应该是高校总数的0.09%，即我国应设的研究型大学至多为2所。因此，若是全面考虑到中美之间在经济实力上的客观差距，中国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当可确定在2—32所之间。同时，鉴于在发展教育和培养人才问题上，不仅要考虑到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也要考虑到国民的经济承受能力；不仅要考虑到国家所应当承担的经济责任，也要考虑到国民所应当承担的经济责任，故宜于执其2—32之两端而用其中，将我国应建的研究型大学的总数确定在17所左右。
17所这个数字意味着，按照我国的经济实力，我们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建成17所与美国研究型大学水平大致相当或至少不低于美国第二类研究型大学水平的中国研究型大学；反之，若超出这个数字，就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要么与我国经济实力不相称而为国家或国民所难以承受，要么降低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水平——二者必居其一[10]。
假定将我国研究型大学之量的限度定在17所左右是合理的话，就不能把211大学视同于中国的研究型大学，甚至也不能把除去17所研究型大学之后余下的83所左右的211大学视同于中国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因为根据我们下面的推算，我国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合理数量与83所左右的数字也尚有较大出入。
在上文中，我们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推算出我国教学研究型大学平均每所每年授予硕士学位人数的最低值为195名，兹据同一来源的统计资料，推算出我国教学型大学平均每所每年授予学士学位人数的最低值为2521名[11]。这样，分别以培养博士人才、硕士人才、学士人才为主要标志的我国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三类大学，其平均每所每年授予相应学位人数的最低值就分别是50名、195名、2521名。依据由此形成的约为1：4：50的比例关系以及上文关于中国研究型大学为17所[12]的设定，可推知我国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数量应是68所[13]、教学型大学的数量应是850所（其平均每所在学本科生人数的最低值约为1.3万人）[14]。
应用型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区别
对研究1型大学的定义起初是：“科研得分列全国大学前10名；或者研究生创新环境高于研究型大学平均水平，且每年授予博士学位不少于100人。”后来修改为“研究生创新环境高于研究型大学平均水平，且每年授予博士学位不少于100人。”
应用型大学是相对于研究型大学和教学研究大学而言的，它是按照我国目前大学培养的特点，在我国经济建设现代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推动下产生的一种新类型的本科教育。研究型和教学研究型大学主要培养理论型人才，高职类院校培养技能型人才，而大量的教学型本科院校，独立学院培养的是介于前两类院校之间的应用型人才。应用型大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类型，它具有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培养过程、培养方式和评价标准。
举例：北京理工大学属于研究型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属于应用型大学。后者是独立学院。
应用型大学与研究型哪个好
当地有名的大学，最起码是省重点，211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