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尚能周淑安什么关系 上海音乐学院招日语生
求上海国立音专的历史简介，越详细越好。奖励分数50，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歌唱艺术的发展，至少六百字！非常感谢，周淑安的个人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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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音乐学院招日语生
国立音专
学堂唱乐到底也只是普及运动，可以认作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发端，真正起步还要从专业音乐院开始。中国传统概念里,国民音乐是个不存在的名字，古来音乐分为两种,一是文人自娱，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如果音乐用以牟利，便是伶人，属于传统中的贱行。上海虽然得风气之先，但在1927年时，囿于传统观念，国立音乐学院招生异常困难，扛出蔡元培先生作虎皮，才招来学生二十余名。
便是在如此窘境下，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依旧严苛教学，培养出了众多菁英，前十年毕业生一共五十四名，其中有李献敏、裘复生、喻宜萱、丁善德、戴粹伦、劳景贤、胡静翔、陈又新、刘雪庵、胡然、洪达琦、黄廷贵、张隽伟、李慧芳、张昊、谭小麟等，都是可入中国音乐史的大家。150名肄业生中，也不乏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冼星海、张曙、吕骥、蒋风之、洪潘等栋梁。能有这样的成果，最大的功臣无疑是萧友梅先生。
上海国立音乐院首任院长是蔡元培先生，最早提出创立音乐学院，则是萧友梅先生。萧先生是学院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当学院成立后，萧友梅先生任教授兼教务主任。萧先生是中国最重要的音乐教育家，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奠基人。生于广东香山，即为现在的广东中山人。1901年赴日本东京音乐学校留学、求学东京帝国大学。1912年再赴德国，进入入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作曲理论，1916年以论文《十 七 世 纪 以 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获博士学位。
1928年蔡元培先生辞去院长职务，萧友梅先生随即被扶正，但到了次年，政府修正大学组织法，学院降级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虽然被降级，但国立音专的水准并未降低，萧友梅为招揽人才，可谓苦心积虑，不但国内音乐家多被网罗麾下，副课也请得一流学者任教。当时国文课的教师，有易韦斋、龙榆生等人，笔者读过龙榆生先生的唐宋词格律，是位学识一流的大家。1929年世界著名钢琴家、俄罗斯的查哈罗夫旅居上海，萧友梅先生闻讯后多次登门，并将月薪提至400元，延请查哈罗夫任教，查哈罗夫直至1942年病逝，都一直停居在上海，让中国钢琴教学水平提高了很多，其影响延续至今，钢琴系依旧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学强项。
1930年留美著名音乐家黄自回国，即被聘为教务主任，萧黄联手，国立音专由此进入盛世。经过前几年的惨淡经营，国内音乐教育的环境终于有了变化，音乐系在各大学中开始设立，其时北平有燕京大学，中央教育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设立了音乐系，杭州有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私立学校跟随风尚，也开办音乐专科，如京华美术专科学校，私立广州音乐院等。在众多音乐专科中，上海国立音乐院无疑个中翘楚。
萧友梅办学采用国际通行的专业音乐教育标准，逐步推行学分制。该校师资也是中外结合，除前文提到的查哈罗夫，在国立音专从教的外籍音乐家，还有富华、佘甫磋夫、苏石林、阿萨科夫、拉查雷夫等人。对于留学归来的音乐家，他更是加以重用。黄自先生担任教务主任，担任了几乎所有的作曲理论课程，对学校的发展大有建树。
黄自是上海川沙人，1924年赴美留学，在欧伯林大学攻心理学，后转入耶鲁大学音乐学院，获音乐学士学位，在美期间创作的管弦乐曲《怀旧》，是国人创作的第一首交响乐作品，同时也是国外交响乐队演出的首部中国交响作品。回国后任教上海沪江大学，1930年被聘为国立音专理任教务主任兼作曲教授。黄自存世作品不多，但涉及到的体裁广泛，很多都开中国之先河，前文提到的官弦乐曲《怀旧》是中国人创作最早的交响乐，《长恨歌》是中国最早的清歌剧，抗战开始后他创作了最早的抗日歌曲《抗敌歌》、《旗正飘飘》，为电影《都市风光》谱写的片头曲，也是器乐曲与中国电影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当时上海国立音乐院还有一大批从留学回来的音乐菁英，有周淑安、吴伯超、应尚能、李惟宁、萧淑娴、陈洪、赵梅伯等人。
在音乐师专任职教师中，还有位传奇人物，笔名为青主，原名廖尚果，早年是辛亥革命参与者，后赴德国学习法律，旁修钢琴与作曲理论，大革命时期被国民政府通缉，在萧友梅掩护下藏身上海。青主在上海期间任国立音专校刊编辑，后为季刊《乐艺》的主编，写了大量音乐评论，并将此期间所创作的声乐作品汇编为《音乐》和《清歌集》两本书，其中翻自苏东坡的“大江动去”，取材李之仪的“君住长江头”，至今还常被演唱。青主的美学理论，涉及到艺术哲学与音乐艺术，是早期音乐美学系统研究的论者，受康德，叔本华，李斯特，以及“表现派”理论家赫尔曼.培尔等主观唯心哲学的影响。 1935年国民政府取消了对青主的通缉，于是他抽身远离，此后再不涉足音乐，但他所遗留下音乐观，被后来中国音乐家作为“艺术至上”“为艺术而艺术”的依据。
到了国立音乐院时期，学堂乐歌时以留日学生为主的局面，变更成欧美海归为主导，这说明音乐启蒙已经完成，开始向专业纵深发展。萧友梅在教学中精选了中外经典优秀音乐作品作为教材，逐步建立我国音乐教育教材体系。当时的一些音乐举动，如编写出版“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不定期举行音乐会，成立“教育音乐播音委员会”，定期在上海中西电台广播音乐，并在《新夜报》上开辟“音乐专刊”，这是我国最早的专题音乐广播和报纸音乐专栏。都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现代音乐奠定了基石。
上海还是中国歌剧与舞剧的发祥地，黎锦辉的《麻雀与小孩》是最早的歌舞剧，此后邱望湘的《天鹅》、陈田鹤的《皇帝的新衣》、张曙的《王昭君》、聂耳的《扬子江风暴》、陈歌辛的《西施》、张昊的《上海之歌》、钱仁康的《大地之歌》、阿夫夏洛穆夫的《孟姜女》等，以及阿夫夏洛穆夫的舞剧《琴心波光》、《古刹惊梦》等相继出现，促成了我国歌剧与舞剧的产生。
20世纪的中国音乐特色
《20世纪中国歌唱艺术的发展》
中国现代歌唱艺术的发展，始于20世纪初，它是我国古代传统艺术与西方音乐艺术的第一次碰撞下的产物。
一、中国歌唱艺术的起步阶段
1.中国现代歌唱的先声
学堂乐歌的出现，使唱歌课走进了课堂。由此这种新型的教育体系在全国开始推广，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从国外归来并在中等学校传授音乐的沈心工（1903年回国任教）、曾志敏（1907年回国）、李叔同（1910年回国任教）等人。他们用外来曲调、填以反映新思想的中国歌词教学生唱，其唱法上采用自然发声，并没有太多的声音技巧上的要求。而沈心工的《黄河》和李叔同的《春游》的创作，标志着中国近代音乐创作的真正开端，为以后的歌唱艺术创作奠定了基础。
外国宗教音乐在我国的传播占据着重要的渠道，一般只要有教堂，就会有教会学校，也就会有宗教活动必备的唱诗班，而唱诗班的成员大多都是由教友组成，演唱一些圣歌、清唱剧等。但教授唱歌的老师不一定都是专业老师，因此，多数都是较简单的儿歌或较有趣味的歌曲。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演唱艺术的先声。
这时期的学堂乐歌代表作品主要有：沈心工的《男儿第一志气高》、曾志敏的《练兵》《扬子江》、李叔同的《送别》《祖国歌》等。
2.20年代的中国歌唱艺术
从1920年开始，周淑安女士从美国回国，首先在广东省女子师范开设了歌唱课，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美声教育课堂。同时，我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创始人萧友梅先生1920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开展音乐教育活动。其后，以美声为代表的西方歌唱方法在我国的传播，要得助于我国最早的一批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建立。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音乐科（1920年）、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1920年）、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1922年）、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1926年）、特别是1927年的上海国立音乐院（后改名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建立，使美声（Bel Canto）作为一种歌唱方法纳入了中国音乐院校的教学课程，并在实际的音乐生活中发生着影响。主要代表人物及歌唱作品有：萧友梅的《问》《五四纪念爱国歌》、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买布谣》等。
此外，在鸦片战争以来东西文化相互撞击、彼此融合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黎锦辉的儿童歌舞剧产生了。以《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月明之夜》等为代表的作品，内容健康、曲调优美、形象生动、活泼新颖、故事动人，在普及音乐教育中，它不但受到中小学生的欢迎，也给全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并推动了歌唱活动艺术的发展。
二、中国歌唱艺术的发展阶段
1.30、40年代的中国歌唱艺术
1931年“九•一八”事变震惊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强烈的爱国热情。由此，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爱国抗日的高潮中，为中国歌唱活动注入了生机，形成了在引进欧洲传统唱法后，除了戏曲、曲艺、民歌以外的以演唱创作歌曲为特征的新的歌曲种类、风格并在挽救民族危亡中进行的大量歌咏活动，这无论是延安鲁艺还是东北鲁艺的教学、创作、演出，以及上海左联进步艺术活动，都把歌唱从学院中解放出来与群众结合，使歌唱活动与祖国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心声成为一体，培养了众多的人才，也出现了优秀的作品，使近代中国音乐的得到第一次繁荣，也标志着中国歌唱艺术达到第一次高潮。
20世纪30、40年代，随着中国专业音乐教育、音乐创作的发展，一批优秀的作曲家也应运而生。尤其是上海国立音专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创作、传播提供了许多条件。这时期艺术歌曲的创作在数量、质量、取材、内容深度上都比20年代有所提高，并在创作中积极探索民族风格和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在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他们不断创作出众多优秀的抗日救亡歌曲，并在左翼音乐运动的影响下，对群众歌曲创作、群众歌咏的发动等都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为以后中国音乐文化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歌唱作品有：黄自的《玫瑰三愿》《赋登楼》《春思曲》、青主的《我住长江头》《大江东去》、江文也的《水调歌头》、任光的《渔光曲》、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毕业歌》、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救国军歌》《黄河大合唱》、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刘雪庵的《红豆词》《长城谣》、贺绿汀的《嘉陵江上》《游击队歌》、郑律成的《延安颂》《延水谣》等等。
随着外籍音乐家频繁访华活动的影响下，专业演出活动逐渐增加，独唱音乐会的形式也开始在我国扎下根基。我国一批卓有才能的歌唱人才赴美国及欧洲各国学习歌唱，并先后归国，从事美声演唱教学，形成了我国第一批较有影响的歌唱家、教育家，如：周淑安、应尚能、周小燕、黄友葵、喻宜萱、郎毓秀、林俊卿等。
另外，这个时期“秧歌剧运动”的展开和“秧歌剧”的蓬勃兴起及迅速发展，为我国新歌剧艺术的产生做了良好的准备和积累。歌剧《白毛女》的诞生是中国歌剧创作史上的里程碑，是中西音乐在继承和借鉴上的第一次最具艺术成就的作品，深深的影响着中国民族歌唱的发展。
2.50、60年代的中国歌唱艺术
新中国建立后，专业歌唱教育有了更大的发展。在国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引导下使50年代的“土洋之争”得到了积极的作用。60年代初国家采取的新手段：让以欧洲传统歌唱为基础和以中国传统歌唱为基础的两路人马分开办校，提倡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西洋，在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和建立中国歌唱学派的总目标下殊途同归。
以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为代表的歌唱教学以及地方音乐学院、艺术师范院校中的歌唱教学更加规范，教学水平也显著提高。这时期歌曲作家们以高度的政治热情，新颖的创作手法，迅速、有力地表现了新中国诞生的这一欢欣鼓舞的时代，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的新生活。这样，在有组织、有计划的戏曲、曲艺、民歌的扶持、挖掘、整理、继承，高等院校歌唱教育规模的建立以及民族地方风格歌唱艺术在百花齐放方针下的健康、迅速的发展，标志着中国歌唱艺术进入了第二次高峰。
建国初期，国外的歌唱专家来华教学，对我国歌唱艺术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同时，国家开始选派国内优秀歌唱人才赴国外进行深造学习。因此，这时期具有影响的歌唱家、教育家主要有：张权、郭淑珍、李光羲、施鸿鄂、温可铮等。
这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歌唱作品有：瞿希贤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雷振邦的《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刘炽的《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我们走在大路上》、生茂的《马儿，你慢些走》《学习雷锋好榜样》、吕远的《八月十五月儿明》《克拉玛依之歌》、秦咏诚的《我和我的祖国》《我为祖国献石油》、傅庚辰的《红星歌》《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等等。
3.文革时期的中国歌唱艺术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殊的时期，是文化专制的十年。全国的音乐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歌唱艺术也难逃其难。但是，京剧样板戏的发展从侧面为中国的歌唱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中国歌唱艺术的空前繁荣阶段
从1976年的“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际音乐交流更加频繁，各国优秀的歌唱家、团体等纷纷来华演出交流，出国留学的歌唱学习者也成倍增加，中国人演唱欧洲古典歌曲、歌剧的能力和在这方面的教学能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达到了国际水平；商业化的流行音乐迅速地普及、发展并民族化，受到了中、青年人为主体的观众的热烈欢迎，标志着中国歌唱艺术发展达到了第三次空前繁荣的高潮。
这个时期我国著名歌唱歌唱家、教育家开始担任国际比赛的评委，一些著名的青年歌唱家及优秀学生也频繁在国际上获奖，使中西音乐的当今呈现出他的第二次碰撞。伴随着思想文化领域的空前活跃，中国歌曲创作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
1.70年代的中国歌唱艺术
抒情歌曲开始在这一时期盛行。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歌唱作品有：施光南的《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伤逝》《打起手鼓唱起歌》、王酩的《边疆泉水清又纯》、郑秋枫的《我爱你，中国》等，这时期的著名歌唱有：刘秉义、李谷一、李双江、罗天婵、叶佩英、朱逢博、吴雁泽、关牧村等。
2.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歌唱艺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歌唱界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大批歌唱歌唱家、教育家及青年歌唱家的出现为我国歌唱事业的进一步提高发展做出了良好的积淀。如歌唱家、歌唱教育家周小燕、沈湘等；青年歌唱家迪里拜尔、吴碧霞、廖昌永等。
经过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从80年代开始，歌曲的创作逐渐进入新时期歌曲创作的一个丰收期。这时期的歌曲以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抒发大众情怀、表现时代精神为特点，努力适应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的同时，更注重追求鲜明的民族风格。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歌唱作品有：施光南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铁源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王酩的《妹妹找哥泪花流》、谷建芬的《那就是我》《我的小路》、张卓娅、王祖皆的《小草》、陆在易的《祖国，慈祥的母亲》、王立平的《枉凝眉》、刘锡津的《我爱你，塞北的雪》等等。
百年来中国歌唱的发展，时时、处处表现出近、现代中国人命运、情感以及现实生活对歌唱艺术的需要，我们也要时时、处处感到时代、政治、历史在歌唱艺术上的深深的刻痕。
在此，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期待着中国歌唱艺术能够更加的丰富并繁荣的发展。
周淑安的学生
周淑安于1894年5月4日诞生在鼓浪屿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前清举人，父亲周之德是深受人们敬佩的基督教牧师，母亲谢氏是南洋归侨，勤俭贤惠，心地善良，育有二子四女。周淑安是幼女，她的大哥周森友是留美医学博士，二哥周辨明博士是著名的语言学家，留学美、英、德等国，曾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教务长，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和文字改革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49年应聘为新加坡大学教授，定居新加坡。周淑安在孩童时代便显露了音乐天赋。当时，没有正规的音乐教育，她只能在教会里接触到一点音乐，她的二姐在教堂弹钢琴，她便跟姐姐学认五线谱，并学习弹琴和唱歌。1907年，周淑安考入鼓浪屿女子师范学校。1908年10月30日，美国舰队访问厦门一周，清政府在南普陀寺前的演武场，搭建了15座牌楼和帐篷，作为欢迎的主会场。14岁的周淑安在招待会上领唱美国国歌，大受美国舰队司令额墨利的赞赏，他说：“就是美国小孩，也很少能唱得这么好！”1911年，周淑安中专毕业后，留校任教。为了进一步求学，她于1912年前往特别重视音乐教育的上海中西女塾读书。这时，她的大哥周森友已学成归国，在上海挂牌行医，二哥周辨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热爱音乐的大哥常在家中与亲友练习唱歌，周淑安视谱能力很强，是连弹带唱的钢琴伴奏。二哥的一位漳州籍同学胡宣明，也常来凑热闹，并认识了周淑安。胡宣明在大学毕业之后，考入清华学校，后公费赴美国留学，在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医学，成为第一个在这所名校学习的中国人。周淑安在上海中西女塾学习两年后，听说清华学校招考第一届女子公费留学生，便与高年级同学一起去应试。在十项考试之中，有一门法文，从未念过法文的周淑安，跟着二哥周辨明突击学习了两个月，便去应试，居然全部课程都顺利过关。她成为我国第一批10名公费留美女学生之一。 1914年夏，10名女学生乘“中国号”轮船抵达旧金山。周淑安先进入大学预科布拉津学院进修英文，一年后考入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主修美术、音乐、语言，1919年毕业，获哈佛大学文学士学位。与此同时，她还在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进修声乐、钢琴和视唱练耳课程。1917——1919年间，每逢暑假，她便到康奈尔大学办的音乐师范学院学习音乐教授法、合唱指挥和作曲理论。1919——1920年，她又到纽约音乐学院进修声乐，并在哥伦比亚大学选修社会工作课程。为了博大专深、精益求精，她入名校，从名师，发奋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几乎到了废寝忘食、分秒必争的地步。1920年毕业后，她顺道游览了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大大开阔了艺术眼界。这年秋天，她乘轮回到上海，与中国第一位公共卫生专家胡宣明博士结婚。他们搬入愚园路居所，购置了一台三角钢琴。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广州市市长孙科，特聘胡宣明到广州任中国第一个建立的城市卫生局局长。周淑安随夫前往，在广东女子师范学校任音乐教员。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胡宣明夫妇只好回到上海。胡宣明在黄炎培的赞助下，任“中国卫生教育会”总干事，从事卫生宣传和教育工作。1923年，他们的儿子胡伯亮出世。1923——1925年间，周淑安在上海师从一位俄罗斯歌剧演唱家进修声乐，并在中西女塾任音乐教员。1925——1927年，周淑安回到故乡，任厦门大学音乐研究员兼合唱指挥，成为厦门大学历史上最早的音乐教师。1925年，胡宣明感到自己的公共卫生学造诣不深，决定借资再度赴美留学。1927年秋，周淑安带着4岁的儿子，到美国与丈夫团聚，并在著名的巴尔的摩匹巴底音乐学院，师从意大利著名声乐家、声乐系主任米涅蒂进修声乐。1928年，胡宣明决定回国服务，从纽约乘轮经巴拿马运河到旧金山，同年，一家三口回到上海。胡宣明在上海医学院任教授，周淑安在家里私人教授音乐，并兼任母校中西女塾合唱指挥。1928年底，上海也和欧洲许多大城市一样，举行舒柏特逝世100周年合唱比赛，参赛者大都是居住在上海的各国侨民，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国际比赛。有“艺术歌曲之王”美誉的浪漫派作曲家舒柏特，所作歌曲都有故事背景，既延续了部分古典乐派的风格，形式上又比较自由，层次很多，变化丰富，可以让演奏、演唱的人有很大的发挥空间，要很好地理解、把握并表现其作品的精髓，并非易事。周淑安指挥的中西女塾合唱队，发挥良好，把握准确，声情并茂，力挫群雄，压倒了素负盛名、趾高气扬的英国、法国、俄国和德国代表队，获得头奖。当时，亚洲首屈一指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指挥是意大利著名的音乐家梅百器，此人音乐素养很高，曾为中国造就了一批钢琴人才。他认为中西女塾合唱队表现优异，大加赞许，当即函约中西女塾合唱队参加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音乐会的演出。应当说，这在当时是一种难得的殊荣。需知，30年代的中国，积贫积弱，上海足球代表队都输给了上海西侨足球队。那么，这一次，中国人同外国人比赛演唱舒柏特的歌曲，能够拔得头筹，就大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了！ 1927年，著名的音乐教育家肖友梅（1884——1940）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于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音乐院——国立音乐院(后改名为国立音专)。1928年，肖友梅聘请周淑安任声乐组主任。当时，该校的钢琴、小提琴组主任都是外国人，声乐组主任居然由一位中国女性来担任，自然异乎寻常，也埋下“枪打出头鸟”的祸根。周淑安以极大的热情、超负荷地工作着。她除了教声乐主科外，还担任合唱指挥和指导视唱练耳，举办音乐会时，还给独唱的学生作钢琴伴奏。我国著名的音乐史家廖辅叔教授回忆道：“音乐会上的合唱节目到了，她走到台上，指挥棒一挥，合唱队成员的精神立即振作起来，大有万窍齐号、山鸣谷应的声势，为整个音乐会生色不少。”周淑安的教学十分认真负责，而且善于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学生中谁的鼻音太重，谁的声音太粗，谁又容易跑调，她都心知肚明，一一指点迷津。她自己也开过独唱音乐会，但更多的是声乐教学和合唱指挥。她的天然音质不算美，音量也不够饱满，但她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加上对音乐的理解相当深刻，掌握的文献资料相当丰富，弥补了先天之不足。她教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即吐音咬字十分清楚，一丝不苟，唱外国歌曲的时候，更让外籍教师们赞赏不已。她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声乐艺术，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认真向民族戏曲学习，悉心研究传统戏曲的美学原则，学习其特殊的表现手法，坚持“以字行腔”为中心的教学原则，追求中国艺术意境和民族艺术气韵。周淑安敬业乐群，爱生如子。她发现班上有一个叫胡然的学生，学习用功，成绩优异，但上课经常迟到，经过了解，才知道他家境贫寒，为了节省车费，步行上学。于是，周老师自己出钱给他买了一张电车季票，让他能准时、安心地学习。当时，上海电车不卖月票，只卖季票，一张季票的价钱就是一个小职员一个月的工资。后来，俄国籍男低音歌唱家苏石林来校任教，她又以学生前途为重，慨然让这位学生转到苏石林班上学习。这种博大的胸怀，比经济支持更难能可贵。胡然以后成为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音乐教育家，是湖南音乐专科学校的创办人兼校长。另一位学生唐荣枚以18岁的虚报年龄考入上海国立音专的声乐特别选科，经胡然介绍师从周淑安教授。周淑安教授看到唐荣枚家境清寒，便特许她每学期只交1/3学费——20元。唐荣枚后来成为我国性命的女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可以说，周淑安与肖友梅、黄自等音乐家，一起共同缔造了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上海音乐学院，并为它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著名音乐家喻宜萱教授回忆道：“肖先生高瞻远瞩，广为罗致具有真才实学的音乐家到校任教，如当时从国外归来的杰出音乐家黄自、应尚能、胡周淑安先生，以及侨居上海的著名外国演奏演唱家查哈罗夫、富华、苏石林、佘甫磋夫等人皆是。……黄自、赵元任、肖友梅、应尚能、胡周淑安、青主等人的声乐作品，以及古典和民歌《满江红》、《箫》、《凤阳花鼓》等都纳入到中国歌曲教材中。”周淑安心地善良、襟怀坦荡。1933年，上海音专有一批人在学校闹事，或出于误解，或出于别的原因，想打倒校长肖友梅。他们认为周淑安是肖友梅聘请来的，自然是肖友梅的“同党”；肖友梅1933年与戚粹真结婚，又是周淑安作的媒，更证明他们的看法“无误”。于是，他们便首先向周淑安开刀。学潮虽然很快平息了，但周淑安的心灵已受到严重创伤，休息了几个月，仍去音专教课，可声乐组主任则由刚刚回国的赵梅伯接任。她看到这种“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场面，十分痛心。她写了一首《坚劲歌》表达心声，词是郑板桥的《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你东西南北风。作曲家将歌名改为《坚劲歌》，就是有感而发，显示坚忍不拔精神的胜利和永恒。“文革”期间，造反派要她批判肖友梅。她说，他虽然脾气有点古怪，但却清廉勤劳，克己奉公，当时国民党政府欠发经费，学校连发薪水都有困难，肖友梅就把学校积存的一点钱，尽先发给教职工，自己的那一份他没有领，所以，肖友梅到死的时候还是一个穷光蛋。这是当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72岁的周淑安，在批斗会上说的认为应当说的公道话！真的是兰心蕙性、光风霁月！ “9.18事变”，国难当头，周淑安和其他爱国者一样，用音乐创作和演出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她自作歌曲，自己指挥，更能起到鼓舞人心、同仇敌忾的作用。1930——1931年国立音专乐艺社编辑出版的《乐艺》杂志，几乎每期都有她写的歌曲和文章。这一时期，她创作了抗日歌曲《抗日歌》、《同胞们》、《不买日货》、合唱曲《呜、呜、呜！》等。1931年10月间，她指挥学校合唱队演唱了黄自（1904——1938）的《抗敌歌》、《旗正飘飘》，上街宣传演出，开展抗日募捐活动。喻宜萱教授回忆道：“‘旗正飘飘，马正萧萧’、‘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的铿锵声浪，巍然正气，真扣人心弦！中国歌曲的巨大感染力，同学们在思想感情上受到深刻教育和启示。后来音专的同学一批又一批地走向社会，其中不少人积极创作和演出中国作品，与当时学校重视用中国教材，是有因果关系的。”与此同时，周淑安还创作了歌曲《乐观》、《安眠歌》、《心安身自安》、《关不住了》、《老鸦》、《雨》、《小诗》等；写了《声乐问题随感录》、《儿童与音乐》、《中小学校唱歌教员之责任》等文章。唱其歌，读其 文，真觉得文如其人，不同凡响。周淑安爱读中国近代史，读到了英国为了向中国倾销鸦片，公然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时，义愤填膺。她想起了她在鼓浪屿的一段经历:她曾经跟一位英国女教师学弹钢琴，后来，女教师回国了，周淑安继续与她保持通信来往。一知道英国这么欺负中国，她便写信去骂这位老师。女老师回信说，英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英国人民也同样反对英国政府的不义行为，希望能得到谅解。于是，周淑安原谅了女老师，并与之长期保持友好关系，表现了疾恶如仇而又是非分明的态度。与此同时，周淑安还创作了大量艺术歌曲，特别是儿童歌曲。列为国立音专学校丛书的《抒情歌曲集》、《恋歌集》各收有6首配钢琴伴奏谱的歌曲，均由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在上海出版。著名学者赵元任（1892——1982）非常赞赏这些具有民族化的艺术歌曲，说“（周淑安的）《乐观》（胡适词）是个很有音乐价值的作品。”1932年，中华慈幼协会以五线谱印行了她的《儿童歌曲集》，收入了配钢琴伴奏的歌曲54首。这在30年代的中国，是一本难得的、有分量的儿童歌曲专集。作者在《自序》中说：“（我）深感儿童歌乐教材的缺乏……从陈鹤琴的《儿童图画诗歌集》、小学国语教科书、国立音专的校刊及其他诗歌中，选出适合儿童心理及学力的歌词50余首，乘天然的兴趣，信笔直书，作成歌谱。”著名音乐家黄自在这本歌曲集的序言中，对周淑安的一些创作歌曲作了具体的分析：“《早晨歌》中钢琴伴奏最后一句，岂不是描写‘树上小鸟’的叫吗？《小老鼠》歌末句下行半音阶岂不是描写小老鼠‘咕噜咕噜滚下来’吗？再如《天地宽》中‘乘船航大海’句波动式的伴奏暗示划桨；‘骑马上高山’跳跃式的伴奏授意奔蹄，也是同样的明显。”“其他各曲中用音乐来增加诗的表情，像上面那样刻画毕肖、淋漓尽致的地方不胜枚举了。”“音乐与诗的情感是完全吻合的。”“像这样的歌曲，才可算艺术作品，才能给我们认识音乐的真意义。”这本歌曲集经过删补，于1935年由开明书店分成四册出版，共有58首歌曲，分为线谱与简谱两种版本，均无钢琴伴奏。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周淑安创作的摇篮曲《安眠歌》，词用厦门家喻户晓的方言童谣：“呵呵困，一暝大一寸；呵呵惜，一暝大一尺。”两句词，反复唱八遍。厦门大学音乐系的周畅教授评论道：“这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首花腔歌曲，配上很单纯的钢琴伴奏（右手基本上和歌曲旋律一致，左手基本上分解和弦音），用近代作曲手法去发挥民谣，这基本上是‘国民乐派’的做法。”周淑安在抗战前还选编了《英文复音合唱歌选》（1931年）、《舒柏特歌曲集》（四册，1936年）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其他作品则毁于战火中。此后一直到1965年间，她还创作、翻译了许多音乐作品，可惜，文化大革命中，全被毁了。好在，她的论文《我的声乐教学经验》刊于1963年出版的《音乐论丛》第四辑，尽管我们只能管中窥豹，但已能看到周淑安的取精用弘、良工心苦和诲人不倦的品格。对于发展中国合唱艺术，周淑安倾注了她的全部热情和心血，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她担任多年的合唱指挥，并且将一些中国民歌编成四部合唱，亲自指挥学生们演唱，《箫》就是其中的一首。上海沦陷，她到了重庆乡下。过去的学生，有几位已是音乐界的领导人，他们数次以最好的条件请她复出授课，她都婉辞拒绝。她宁愿在乡下料理家务，进行音乐研究、创作和翻译，有时间则教教乡村小孩唱歌。因为，她已看透了那个龌龊的社会，宁静致远，澹泊明志！1948年春，她的儿子胡伯亮赴加拿大多伦多皇家音乐院学习。她的丈夫胡宣明对国民党政权也早已失望，坚辞福建省国大的提名，提早退休，告老回到上海。周淑安在上海允中女子学校教音乐，并在家中教授声乐与钢琴。夫妻两人，相依为命，过着清寒的日子。 1956年，沈阳音乐学院聘请在加拿大留学的胡伯亮为钢琴系教授。胡伯亮遵从父母的意愿，回国参加建设事业。沈阳音乐学院久慕周淑安的大名，想乘此机会把她请去东北，但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她坚辞不出。后来，胡宣明考虑，年近七旬，晚年最好能与独生儿子生活在一起。周淑安又经她的学生、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介绍、推荐，便应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之邀，于1959年到该院任教授，时年已65岁。当时，有些人认为她已过退休年龄，恐怕难于胜任工作。可是，她上任后，工作热情和干劲，都不输给年轻人。她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认真备课，精心教学，有时一个上午要给四个学生流水作业式地上课，每节课后都不休息，还经常牺牲休息时间为生病的学生补课。她积极进行声乐民族化的研究，选用中外艺术歌曲、歌剧选曲、民歌以及革命歌曲作为教材。她的教学质量既高，要求又严，所以学生进步快、收效大。有几个声乐学生长期存在的问题，在她的指导下，几个星期便迎刃而解了。不久，她就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人们看到她那宝刀未老、老而弥笃的顽强精神，视她为良师益友。她被选为辽宁省政协委员，1960年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三届文代会，会见了许多新朋旧友，心情十分爽朗。但是，好景不长，厄运来临。1965年，周淑安的丈夫胡宣明因脑溢血病逝。第二年，“文化大革命”爆发，72岁的周淑安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天天作检讨，日日写检查，工资被扣压，每月只发给18元生活费；下放农村，75岁的老人到冰冻半尺的井台去挑水。这样折磨了三年，周淑安的身体和精神几乎全都崩溃了。周淑安的儿子胡伯亮因病于1962年“自动离职”，“文革”期间在上海因“国际间谍”被隔离审查，无法与母亲通信。1969年他忽然收到母亲语无伦次的来信，读后大惊失色。他赶快写信给沈阳音乐学院领导，请求批准其母亲退休，回上海养病。但却以“强行动员，退休回家”处理。遭到诬陷和迫害，致使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的母亲要长途跋涉，可是儿子还在“隔离审查”之中，不准离开上海去接她。真是情何以堪！儿子只好委托亲戚到沈阳去接回母亲。1970年，周淑安刚回到上海时，神情呆若木鸡，幸好不久便恢复正常。“文革”中，胡家被抄砸三次，连住房也被没收、占用，只留晒台上面搭出的阁楼，面积不到9平方米。周淑安同儿子、儿媳及三岁的小孙女胡忆仁三代四口同堂，尽管条件很差，但全家能够在劫后余生，团聚一起，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1973年，周淑安收到多年老友赵元任从美国寄来的信，说他将回国一趟，5月份到上海时一定来看她。赵元任一到上海便要求会见周淑安，但有关方面知道她家实在见不得外宾，便骗赵元任说周淑安不在上海。如此一连两次，到了将回美国前夕，他对有关方面负责人坚持说：“周淑安一定在上海，因为我收到她的信了。”有关方面见瞒不住了，才不得不安排他们会面。既然家里不好相会，便用小汽车把周淑安送到和平饭店。胡伯亮要求陪同，里弄干部不但不准，连扶母亲下楼、送母亲上车都不行！赵元任见到周淑安那副龙钟憔悴、诚惶诚恐的神情，不禁黯然神伤，潸然泪下！共进午餐、叙旧畅谈之后，赵元任夫妇便径往虹桥机场乘飞机，悻然离开中国。后来，赵元任对朋友们说：“我这次回国虽有各界的热情招待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见，但整个旅程的顶峰，却是与周淑安的会面。”周淑安的住房，在与赵元任会面后，增加了一间，居住条件有了改善。“文化大革命”后期，她被扣压的工资补发了，并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 1974年1月5日，这位对中国现代音乐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又饱受磨难的老人，在凄凉寂寞中与世长辞。一生怀瑾握瑜，身后化作雪魄冰魂！1月9日，亲友们在上海龙华火葬场为周淑安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参加的人真不少，花圈摆满了大厅。人们怀念着这位著名的音乐家，她是名教授、“官太太”，留学美国多年，又住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可是生活十分俭朴，不烫头发，不讲究衣着打扮，常穿深暗的单色旗袍，偶尔带点暗花。她的话语不多，很少发怒，从不用刻薄之词损人，不搬弄是非，不背后议人，对人宽厚真诚，慷慨大方，乐于助人，从不计较金钱、地位，亲友和学生受过她的恩惠者很多，可她从不标榜自己。她丝毫没有架子，保姆病了，她亲自服侍；旧衣服送人，她都要洗好补好，她说这是母亲的影响。她见一位佣人的儿子很有才华，便设法培养和资助他上大学。人们提到这些事，都不免痛哭流涕。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啊！而更重要的，是她培养了那么多杰出的歌唱家、音乐家，建国前后著名的中国声乐界四大名旦，就有三人是她的学生——喻宜萱、张权、郎毓秀；著名音乐家胡然、孙德志、吕骥、洪达琦、劳景贤、唐荣枚、陈玠、江桦等均曾就学于她的门下。她的品格，她的学识，她的事业，她的风范，在她的一代代学生中延续，薪传，发扬光大……喻宜萱回忆道：“我最后一年的主科课转到胡周淑安先生班上学习。她以渊博的学识，旺盛的精力，一心扑在教学工作上。她除了教我们独唱曲目外，还利用课余时间，尽义务组织我们唱重唱。我们学过《弄臣》中的四重唱，《拉美摩尔的露契亚》中的六重唱（带合唱的），让我和两位男高音同学劳景贤与胡然学习《茶花女》中的两首二重唱，以及魏德(J·A·Wade)的二重唱：‘我曾在梦中漫游’……,这些曲目曾多次在音乐会上演出。周先生的教学，充实了我们的学习内容，开阔了我们的艺术视野，从各种不同形式的声乐作品中，学到了不少知识，也增长了我们对学习音乐的志趣。她的辛勤劳动，使我获益匪浅。尤其是她那诲人不倦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张权回忆道：“停留在上海的短期中，我有机会认识了周淑安 先生。当时她是上海音专的声乐老师。她给我上了三周课。第一次她给我练习发声后，就给了我好多作品。……每次上课，我几乎都小声默唱会了才去。周先生讲：这样很好，只要小声默唱时注意保持自己的感觉和正式唱时一样就好了。……那是我第一次学到的中国艺术歌曲。《玫瑰三愿》的最后一句低音到b，周先生讲：在唱“好”字前，要好好换气，把声音放松并稳当地稍稍向胸声区接近，同时一定要保持住头腔共鸣的位置。这样，这一句就容易得到声音和感情上的圆满效果。……周先生让我考了上海音专，那是在江湾临时校址招生。周先生弹伴奏，我唱了《玫瑰三愿》和其他一些歌。录取时，我已回老家宜兴。”……唐朝诗人杜甫的诗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周淑安的音乐教学，像春雨滋润幼苗，让它们茁壮成长；更滋润了学生心田，使他们受用无穷。1979年12月8日，辽宁省文化局、音协辽宁省分会、沈阳音乐学院在沈阳回龙岗革命公墓礼堂为周淑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她的一生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周淑安是我国老一辈的音乐家，从事音乐事业60余年，一生兢兢业业，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有些是我国音乐界著名的音乐家或音乐界的领导人，还有一些在国外从事重要的音乐研究工作，或是著名的音乐家。她在音乐事业上的贡献及影响遍及国内外。”周淑安的骨灰被安放在上海龙华烈士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