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原方法论有哪些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唯物论分别包括什么内容

山水有情2022-08-06 10:09:29906

分析马原小说的叙述技巧，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唯物论分别包括什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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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原小说中提到自己的名字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唯物论分别包括什么内容

马原小说中提到自己的名字

马原的《虚构》，已经成为中国先锋小说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对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叙事技巧和“元小说”的小说创作理念入手，分析这部小说的过人之处。

马原是中国先锋小说的开拓者之一，对传统小说的线形叙事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在叙事技巧上进行了多种实验，力图打破读者原有的阅读习惯，开拓新的审美格局。作为一个先锋小说作家，马原关注更多的似乎是小说的形式，主要是小说的叙事。他的代表作品有《冈底斯的诱惑》、《窗口的孤独》、《虚构》等。

《虚构》讲述了一个正常人在西藏麻风村的经历：“我”因偶然机缘进入了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子，碰到和经历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人与事，最后出了村子。故事的结尾处，“我”出来后询问一个司机，“今天是几号？”他说是“五月四号青年节”，而据“我”自己的估算，“我”是在五月三号到达麻疯村的，并且已经在里面过了好几天了，然而出来之后，却还是五月四号。这一结局充分暴露了小说的虚构本质。然而过于新奇的形式和眩目的技巧，会给一般读者造成阅读障碍，使他们对马原的小说望而却步。让我们来看看马原小说里都出现了哪些新奇的形式和眩目的叙事技巧。

一、元小说

元小说又称超小说，是“有关小说的小说。”它关注小说的虚构本身及其创作过程，往往采用叙事人和想象的读者对话的形式。作家主动承认小说的虚构性质，但是仍旧在自己的作品里使用这一手法。

另外作家还主动揭示自己的小说的“编写”手法，例如他的素材或灵感来自何处，他是如何组织安排自己的情节等，同时他还预料到了可能会遭到的批评，为自己进行辩解从而免遭诘问。“他们讨好读者，把他或她当作于自己水平相当的知识分子，老于世故，不会为作品所迷惑，因为他们会知道小说只是一个言语的结构体，而不是生活的一部分。”

元小说的另一特征是叙事性语言和批评性话语交融，叙事人摆脱了叙事文本的束缚，打断叙事的连续性，直接对叙事本身发言，对叙事进行思考和质疑，小说因此得以不断反思和调整自身，仿佛是具有了一种能动的“自我意识”，并且小说的评论部分多数是离题发挥，与故事的情节基本上没有逻辑关联。

在《虚构》当中，马原为了表现小说的虚构性，一开篇就写道，“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我用汉语讲故事，汉字据说是所有语言中最难接近语言本身的文字，我为我用汉字写作而得意。全世界的好作家都作不到这一点，只有我是个例外。”

他接着讲述了自己的写作经历，包括是如何杜撰了《虚构》这篇小说。这一炫耀性的自白就构成了这部不长的中篇的第一部分，显示了小说的虚构性。尤其是结尾的那个时间表明一切只是马原的一个想象，真实被他彻底的解构掉了。因此马原小说里的叙事者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他表现出他意识到了自己是在写一部虚构的作品，却又极力要读者相信他所牵涉的各种问题，在叙事当中尽量突出故事的真实性，追求细节，煞有介事的将故事编造的像真的一样，读者往往落入了他的叙事圈套里。

这种叙事之前的题外话，叙事进程里插入分析评论也是毛姆所惯用的。在《月亮和六便士》里，小说主人公没有直接出场，毛姆花了相当的笔墨来评述有关画家的诸多传记和评论文章，大谈创作心得，评价前辈作家们的创作，他们是大名鼎鼎的布莱克，蒲柏等人，还有济慈和雪莱。实际上，在毛姆的叙事里，除了故事人物的姓名是编造的以外，其他作为道具出现的人名地名都是当时真实存在的，这些细节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觉，仿佛毛姆是在叙述真人真事，他所创造出来的画家形象斯特里克兰德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真实存在。他还时常就自己的叙事和读者进行探讨，告诉读者他的写作计划，并且对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评论，比如在第八章，他这样写道，“回过头来读了读我写得斯特里克兰德夫妇的故事，我感到这两个人被我写得太没有血肉了。要使书中人物真实动人，需要把他们的性格特征写出来，而我却没有赋予他们任何特色。”

这些评论使得读者从紧张的叙事里解脱出来，也让叙事节奏有张有弛，控制的极有分寸。在《刀锋》的开头毛姆写道，“我以往写小说，在动笔之时，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疑虑。我所以把这本书叫小说，是因为我给它起不来别的名称。”

但是，同样采用了“元小说”的叙事，马原和毛姆的追求却大向径庭。马原讲究的是叙事的“虚构性”，他在作品里对这一性质供认不讳，在他与读者的对话里，他不断强调的就是自己所叙事的其实全是他杜撰的，并且时常夸耀自己的虚构技巧。在《西海边无帆船》的结尾处，他突出了作家所具备的虚构的权力，“为了写这个故事的结尾，我似乎应该翻一翻有关的外科书籍……我决定省下这五元两角五，凭想象杜撰，我想我也许能行。虚构是我的天分。”

毛姆曾声称自己的在麦尔维尔的巨著《白鲸》中发现了一种写小说的最为方便有效的方法，“作者自己在讲述故事，然而他并不是主角，他所讲的也不是自己的故事。他是小说里的一个人物，同小说里的其他人物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他的作用不在于决定情节而是作为其他人物的知己者，仲裁者和观察者……他把读者当作知心人，把自己所知道的，所希望的或者害怕的都告诉读者，即使他自己不知所措，他也同样坦率的告诉读者。”

毛姆认为这一方法有助于读者对人物产生亲切感，从而增强艺术真实性。有意思的是，马原自己也多次提到《白鲸》这部作品，并将其列为对自己最有影响的三部小说之一，他自觉地运用了其中的对话模式，突出的是叙事的虚构，阅读他的作品，读者仿佛面对一个文字游戏。

马原的“元小说”意识与中国古典传统中出现的类似情结有着截然相反的趋向。《红楼梦》的开头就对小说来历有所交待，而叙事过程中也出现了作者本人的名字，不过这种叙事方法在这样的传统小说中只是为了制造一个真实的幻象，让读者感到故事的真实可信。而马原的叙事则是使叙事人和主人公产生游离感，以维持客观化的效果，这也是他建构自己的“叙事迷宫”的方法之一——让读者迷失在作者、叙事者、以及主人公的错位中。

二、叙事圈套

有的评论家指出：“他实在是一个玩弄叙事圈套的老手,一个小说中偏执的方法论者.。……马原的小说主要意义不是讲述了一个（或几个片段的）故事，而是叙事了一个（或几个片段的）故事”。

从某种角度来说，马原的叙事方法很像“莫比乌斯带”，一个可以描述无限循环的最原始的模型。对小说创作的大胆创新，以及叙事的“自觉”让他的“叙事圈套”得以确立。

马原通过这样的方法主观干预了叙事的正常进行，消解了故事的真实性，将读者的注意

力从对故事的迷恋上往叙事者及其行为上吸引，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效果。这在小说的叙事艺术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在长期的发展中，小说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现实世界的仿真的尝试。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很多作者开始自觉地抵制小说叙事中的主观性。叙事主体开始往叙事后隐藏，使得故事显得更为真实。而被叙事的事物则扮演了一个虚幻的主体。小说中的第一人称成了背后的事物客观性的傀儡。过去，虚实的个性特征只能表现在一些外在的方面，主要是表现形式的异同上。而马原的小说中终于出现了独立的叙事人。并且有了独立的意识，在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马原通过虚化叙事者的叙事，来追求叙事者的真实，亦即叙事者的客观性。这可以看作现代小说叙事自觉的表现。

叙事自觉代表着一个可以被叙事的世界的诞生。这种世界的诞生本身就象征着多样性和无穷的可能性。而这样的叙事也是追求着这样的一个目标，即表述世界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它使得叙事更加自由，能够在叙事者的层面上自由的改变叙事的面貌，提供了这个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这也应证了马原在《虚构》中的一句话：“我讲的只是那里的人，讲那里的环境，将那个环境里可能有的故事。”这是一种叙事技巧，用故意的虚构来反虚构。这就是所谓的“叙事圈套”。

而马原的叙事技巧与他在小说文本中对时间的处理是密不可分的。他本人也曾说：“我大概是一个一直思考时间并利用时间来作我文章的作家。”

三、时间意识

“许多年以后，面对着行刑队，奥雷连诺上校将会想起那久远的一天下午，他父亲带他去见识了冰块” 。在这里，马尔克斯的叙事时间从现在走进将来，又从将来回到过去，“许多年以后”这个时间状语超出的自然时间，与其说表达了一个时间长度，毋宁说它表明的是一种时间意识，它是一个意识到的时间跨度。故事在发生的时候带有一种宿命感，其结局注定的不可逃避的。这种预叙手法，在戴卫·赫尔曼主编的《新叙事学》中又叫“预示叙事”，乌里·玛戈琳给我们的解释是“关于言说时尚未发生之事的叙事：预言、预测、预演、计划、推测、愿望、筹划，等等”。同时，它还说：“这里的决定因素是时间和情态，而不是体式。”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创造的的这种经典预叙模式，在多年后为许多中国作家所承袭。因为母语的影响而自然形成的这种叙事风格，在“与世隔绝”多年的中国作家眼中极具一种奇特的魅力，许多先锋作家把它改装拼接到小说文本中。例如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余华的《难逃劫数》，格非的《褐色鸟群》等等。

马原有意挣脱马尔克斯的束缚，他的预叙不露声色。他在《虚构.》的第二、三节中，避开了“许多年之后”或“多少年之后”之类的叙事方式，直接让本来该发生在第二天（以七天计算）的事情提前发生。在第二节中，马原让沉默了几十年的“哑巴”说了个够。为了让故事中的其他人看明“哑巴”的“妄语”，又在小说的第十六节，也就是时间的第六天，让发生在第二天的故事重演。

预叙手法用于小说创作中，使线性时间上明天发生的事或者说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提前到今天来叙事，从而使单线时间变为复线时间，以求得叙事视点的多样性，使叙事方法多元化，这当然是小说创作的一大进步。

马原也没能摆脱马尔克斯的束缚。在《虚构》的第七节中，他对我们说：“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第二天早上会和我一起爬山。”事实上，当马原这么说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当马原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给我们交代过了事情的大致经过。在线性时间这条坐标上，事情已经先于时间出现在了读者面前。故事不再成为依附于时间概念上的自然延续。叙事通过这一手法使故事得以转换、错位、中断，得以重新组合，叙事时间改变了故事在小说中的自然流程。在这里，通过这句话，运用预叙的手法，马原得以将小说开头断裂开来的时间连接起来。当马原以马尔克斯的那句母语的变种进行叙事时，故事时间已经显得不重要了。一个同时站在过去、现在、将来三个时间维度上叙事的故事，已经不能在具体的时间河流中找到坐标。

马尔克斯的幽灵无处不在，他的叙事声音的回应也无处不在，马原的“叙事圈套”，一部分也就是马尔克斯对时间把握的一种变体或者说是变种。

马尔克斯叙事的口吻是站在某个不明确的“现在”，讲“许多年以后”的一个“将来”，然后又从这“将来”回顾到“那久远的一天”的“过去”。而马原的视点是“今天”，“明天”，是以今天为背景的预想，站在“今天”想象“明天”，由“明天”跳到“昨天”，然后转回到“今天”的描述，最后，再一次回到对“明天”的预想之中。

在幻觉中的玛曲度过四天后，马原的昨天、今天的观念似乎又开始复活，“……我首先否定了要搬出她家的想法，其次，我决定今天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到神树去。第一件昨天就决定了的。我记得老哑巴的家在村子的西南角上。”

“昨天，今天，明天 ”，这些在幻觉里的时间没有存在的实际意义。马原在《虚构》中的时间意识，是一种在“虚构”中下意识地对时间的模糊。他所谓的“叙事圈套”更接近于把时间打乱重组后在小说文本中的“西学为用”式的表现。

结语：

马原的小说还有很多可供分析学习的地方，它的语言上的取向矛盾（海明威式的和博尔赫斯式的），它的体裁试验，它的心理学技巧，等等。虽然马原近年来已经没有什么有影响的小说出世了，或许不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一席之地，但一定会凭借其独特风格和良苦用心赢得许多读者的心。

《虚构》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是马原的写作特色的集中体现。因为马原在这部小说里运用的各种叙事技巧，包括对“元小说”创作理念的追求，对时间意识的混淆，对繁复的叙事迷宫的营造，以及“叙事圈套”对读者的“误导”，使得这部小说具有了独特的“虚构气质”。在虚构中追求虚构，反而使小说多了一份真实感、客观感。这种气质使得这部小说鹤立鸡群，在80年代的先锋小说潮流中独占鳌头。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实践方法论纵观哲学史,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到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笛卡尔的《方法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逻辑学》、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以及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都涉及到方法论研究,而马克思一生则鲜有此类著作,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粗略陈述了有关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究其原因,一些人认为,“说马克思没有专门的方法论著作是错误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一部生吞活剥的方法论巨作,是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统一,是一部科学方法论的典范”。这个说法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却有两点不足:一是犯了范畴错误,即无论《资本论》包含多少方法论思想,都不能算是一部科学方法论著作。二是“科学方法论”并不就是最好的方法论。它具有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不仅会经常犯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现象主义、反人道主义错误,也包含着诸多非理性内容。再者,马克思也从未褒奖过科学方法。他只是将科学看作一种“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后人给马克思的哲学冠以“科学方法论”并不是褒奖。因为他更注重的是社会实践和能动的辩证法。这才是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能够持续展示其旺盛生命力的关键之所在。

二、方法是通过实践对事物自身逻辑的认识虽然马克思关注现实,将全部精力都用于社会规律的发现和组织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奋战,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对方法论的思考。他深知方法是到达彼岸的桥梁,是实现成功的工具。因此他对以往的方法论并没有完全沉默,而是进行了普遍的反思。比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认定把方法仅仅作为一般性的反映是太专横了。他说:“我正在压缩我轻而易举就完成的一篇总论,因为经过缜密的思考后,每一个将证实产生结果的预言似乎都在使我混乱,而且那些一向追随我的读者全都决意从特殊上升到一般。”所以方法不应是某种抽象的、形式化的、翱翔于一门科学的具体内容之上的程序。宁可说方法需要从对具体事物的详细研究中成型;而黑格尔的做法则相反,他把到达真理的途径和主观形式相混淆;违背了他自己的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辩证法。事实上,马克思早在1837年在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就表示要抛弃康德-费希特式的到达一门法学的形式化途径。从那以后,他进一步把方法看作一种抓住事物自身规律的逻辑。既然这种逻辑不是可确定的一种先验的东西,那么纯粹的、形式化的方法论在认识论中就不应该拥有地位。由此出发,马克思在《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中又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进行了总批判。指出,在逻辑的科学对特殊的实在科学,如社会科学的关系中,黑格尔跌入一种新的形式主义,他把逻辑学所确立的纯粹逻辑应用于社会生活的特殊群集中。这样,当他把社会实体纳入其预先制定的逻辑之下的时候,也就失去与事物本身的逻辑接触,特别是失去与市民社会和现代状态的逻辑接触。马克思不仅批判了黑格尔的形式逻辑,也批判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将形式主义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比如在1858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他就贬低FerdinandLassalle将黑格尔的逻辑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尝试。他说:“我在这种尝试的一个注释中,看到这个家伙打算在他的第二部巨作中,象黑格尔一样介绍政治经济学。对他的伤害,使他开始懂得:第一次将辩证描述的观点带进一门科学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尽管是批判而不是应用一种抽象的、完形的逻辑体系于这样一类的体系。”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卷对马克思来说,对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描述,只有通过对那种体系进行最彻底的经验的和概念的研究,才是可能的。辩证的描述必须从对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分析中形成,而不是通过应用预制的辩证法。所以马克思反对将黑格尔的逻辑未加批判地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法”应用于实在科学;反对把逻辑描述为一种独立的科学介绍给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但他承认黑格尔的逻辑表达了有关辩证法的某种基础,且总是赞扬黑格尔拥有伟大的经验主义的和历史的意识。这种意识使他能够构造一种逻辑揭示如此多的有关他所探寻的具体科学的真理;使他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所需要的许多东西,都能够出现在他手边的黑格尔著作中。也正是由于马克思的研究从黑格尔那里获得了无人可以取代的精神武器,以至他在论及黑格尔的逻辑学时,一方面认为将黑格尔的逻辑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应用于实在科学,不可避免地要陷入逻辑的神秘;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具体的科学研究中,运用经过重新装饰的黑格尔的逻辑总是能够显示巨大的方法论能力。马克思对黑格尔逻辑的重新装饰,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可略见一斑。在那里,他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并没有完全否定黑格尔从概念出发的抽象推理作用,倒是首先批判了形而上学的实证论,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因为在这里,人们只是看到事物浑沌的表象,没有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发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则同时坚持走完两条道路:一是从具体到抽象,二是从抽象到具体。前者是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后者是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再现为具体。只走前者,人的认识必然是模糊的和表面的;只走后者,又必然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8](P.23)由此,我们说马克思对于方法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想用新的方法论形式取代居先的形式化的方法论。二是一旦形成他的总批判,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东西留给一般方法,剩下的将是描述那正在探索的特殊科学,以与正在研究的对象的逻辑相一致。三是马克思对方法进行反思的积极结果,是通过特殊科学本身所捕捉到的实际形式。三、社会理论批判是实践方法论的灵魂马克思哲学与其他哲学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他的哲学中始终充满着批判的风格和战斗的精神。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他思考的则主要是如何改变世界。既然如此,在方法上他的独到之处就是,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始终是他的哲学特色。也正是在企图去除往日的哲学即宗教的意义上,马克思才坚持:哲学应该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也应该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而且他所谓的和所进行的“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包括对以往一切经济学和哲学方法本身的批判,都是对现实方法的反思和反映,而不是凭空臆造。比如,在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中,都是从批判前人,审查历史,批判地掌握前人的成就,批判地克服前人的观点而开始自己的创作过程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从批判地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同样不是从正面论述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而是从批判普鲁东的经济学说作为论证的起点;在1857～1858年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中,他也是从批判巴师夏、凯里和达里蒙等人的著作入手,试图在其后的研究过程中发现真正的经济学规律的。在这里,马克思很清楚:“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因为一切批判都是辩证的扬弃,都是**的序曲,本质上都具有某种进步意义。俗话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一切巨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以无情和猛烈的批判作为前奏。批判的意识、批判的方法和批判的精神自古以来都是推动人类文明的法宝。为什么“批判”会具有如此重要作用呢?这显然是由其本质决定的。所谓批判就是评价和审断,就是揭露和解决矛盾。它需要怀疑、发问、研究、尝试、摸索、实践、比较和鉴别,需要广博的学识、丰富的想象和敏锐的洞察。一个人只有具备批判精神,才可能洞鉴古今,明察秋毫,远见卓识,防患未然。反过来,若没有怀疑和批判,就容易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保守僵化,将平庸之作看作是宏篇巨制,将凡人之举当作是神工妙力。没有批判就没有创见,没有自由和自我;就容易受欺骗和被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