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案例分析怎么写 微观经济学的案例分析
微观经济学案例分析,微观经济学的案例分析,求一个微观经济学最高或最低限价政策的案例分析,包括供给和需求分析,限价政策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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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案例分析
"飞鸟尽,良弓藏",在中华帝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周而复始地上演着这出闹剧.整个历史陷入一个怪圈,无论你如何挣扎,终究不能走出循环,就如齐天大圣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一般.由于每朝每代都发生了此类事情,因此从逻辑上,直觉上来说这都不应该是某个皇帝个人素质问题.经济学的发展使人们可用经济理性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一些历史现象,功臣与皇帝间的关系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尽管这不会是唯一的解释.
在信息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有多种类型,代理人自己知道自己属于什么类型,但委托人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类型,代理人选择某种信号,委托人根据观测到的信号来判断代理人的类型,同代理人签署合同.这就是所谓的信号传递模型.如企业雇主与雇员的关系: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雇员选择接受教育的水平.而雇主根据雇员的教育水平支付工资.此外还有信号甄别模型,同信号传递模型一致,只不过变为委托人先行,提出一系列合同供代理人选择,代理人根据自己的类型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合同.无论那种方法,都在于使代理人有积极性使自己的类型暴露出来.
借用经济理论,我们可将皇帝与功臣间的关系看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皇帝作为帝国的所有者,控制着帝国的产权,但他不可能直接治理国家,必须委托一个或数个代理人来帮助他管理国家.在这样一个委托代理关系下,皇帝给功臣们高官厚禄,对他们的要求是勤奋工作,为皇帝效命.不过皇帝最主要,最关心的还是要求功臣们不得造反.功臣们是否勤奋工作,属于激励理论,此处暂不讨论,我们集中焦点于造不造反的问题.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确保江山万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功臣们造不造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帝们绞尽脑汁来解决的问题.解决功臣们造不造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到底谁会造反,但这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格局:大臣们自己知道自己造不造反,皇帝却不知道谁是奸臣,谁是忠臣.宋太宗有一段名言,大意是国家要么有外患,要么有内忧.外患是有形的,而内忧则无法察觉(原文是奸邪无状).一个奸邪无状的自白道出了皇帝们的无奈:他必须有什么方法可以鉴别出谁是奸臣,谁是忠臣.根据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功臣们必须发出一个信号或皇帝必须用一个信号来确定一个分离条件,来使忠臣,奸臣可以分离而不混同.在经济学里,由于每个类别人的成本和收益不同,还可以根据一个信号制定出分离条件,使该信号能让不同类型的人根据成本—收益比较自动现出原形,但对造反之类的事来说,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任何成本都相形见拙.只要有些风险偏好,又有可能造反成功,难保有人不起歹心.面对近乎有无限收益的皇帝宝座来说,不可能根据成本—收益情况确定出一个分离条件,皇帝们只能简单地根据某个信号直接判断(本文不考虑人心会因为时间,情况的变化发生改变以致忠臣变奸臣的情况).那有什么信号又能让皇帝识别出奸臣呢
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加强惩罚威胁力度,诸如灭九族,凌迟等处罚手段,这样有风险规避行为的人会选择不造反.不过当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高,风险爱好者在有机会时总是会去尝试一下的.而功臣,尤其是开国功臣本身就意味着他们是风险爱好者,若不然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 所以,事后惩罚的威胁对以冒险为业的功臣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震慑意义.那么以亲戚关系来识别呢 从吕后到李世民,从多尔衮到雍正,亲戚的血缘,亲情约束对争夺帝位来说只是很小的成本,成大事者从不会将其放在心上,分我一杯羹更是千古名言.那能否根据对皇帝是否恭顺这个信号来识别奸臣呢 毫无疑问,真正要造反的人对皇帝也照样会毕恭毕敬,安禄山对唐明皇的肚里只有一颗赤心的绝对服从令人记忆犹新,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那能否逆向思维,认为敢和皇帝争辩的就是忠臣,不敢争的就是奸臣呢 可惜,历史上的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的,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凡此种种,我们用尽心机也无法为皇帝们找到可从功臣中实施忠奸分离的合理信号,当然更不可能找到分离条件.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的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的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江山永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的杀掉,剩下的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的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的选择,最后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让我们后人见识了一幕幕闹剧.
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然有罪,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学者们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至少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奉行的都是防功臣像防贼一样的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时曾对秘书林克说朱德是个右派,但他组织不起人马.真是一语道破千古玄机!或许我们可以明白为何朱德能安然过文革,彭德怀却受尽折磨而死.余英时等人总说毛泽东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其实他们这些新儒家学到的只不过是皮毛,毛才掌握了中国文化的精随.
笔者一位同学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他认为面对皇帝必然选择有能力造反和无能力造反这个信号进行清洗,功臣们仅作出不造反的承诺是不够的.为了使自己的承诺可信,功臣们应该交出兵权,在这种行动的承诺下,功臣们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这样皇帝们可安枕无忧,大家也就相安无事,历史上"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应该承认,这一方案是极好的,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但对一个掌握过权力的人来说,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的事情.而且,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只是交出兵权仍然不可能让上头放心.比如韩信,汉朝建国之初他就被废为淮阴侯,兵权尽无,呆在长安无所事事.即使这样,韩信最后也被灭三族.又如李世民,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回到长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兵权,他在长安的实力不如李建成.在李建成被杀后,李建成的人马差点把秦王府攻破,后来靠扔出李建成的人头破坏对方的军心才奠定胜局.但是,李建成可没有因为这样放松对李世民的警惕.为何功臣交出了兵权还要被清洗呢
其实用经济学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功臣们的资产除了官位,兵权这些有形资产外,还有不可与其肉体分离的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这些无形资产.功臣们交出了兵权,但这些无形资产却无法一起上交.可口可乐的总裁宣称,即使可口可乐的所有工厂被毁,可口可乐凭借其无形资产也能迅速东山再起.同样,韩信,李世民等的无形资产足够让上头睡不安枕了.比如韩信,虽然赋闲在家,类似软禁,但他到刘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哙家作客时,樊哙还是毕恭毕敬,说"大王乃肯临臣".樊哙在刘邦功臣中位列第五,又是吕后的妹夫,刘邦的老相识,对韩信如此态度,足见韩信在刘邦集团中的威望了.在历史上,交出兵权应该说抬高了造反的门槛,使皇帝们使用能造反和不能造反信号进行甄别时只能分离出一小部分威望极高如韩信,李世民之类的功臣,大部分功臣在没有兵权后倒真的丧失发动政变的能力,也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象刘邦,他杀的就是韩信,彭越,英布等自己曾经独当一面的功臣,还囚禁过独自镇守过后方的萧何,而周勃等战将就逃过了清洗,因为刘邦很明白没有独当过一面是很难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对于韩信,李世民这类级别的开国功臣来说,没有任何信号可以让上头放心,除非上交自己的无形资产,当然这就意味着消灭自己的肉体.如果韩信自杀的话,相信刘邦不会灭他的三族,相反会到韩信的墓前掉下几滴眼泪,说不定还会给韩信的儿子封官,并招为驸马.李世民就很聪明,没有任何幻想,果断地发动了军事政变,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和侄子,囚禁了自己的父亲,霸占了自己的弟妹,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国功臣夺取天下的唯一例证(要严格按儒家的标准,被称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绝对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儒家的双重标准由此可见一斑).不过李世民能成功恐怕也因为他是皇族的缘故,遇到的反抗较小,异姓的开国功臣做此事成功的机会就小得多,象英布就失败了.
只要是家天下,屠杀功臣是一个走不出的死结.只有在现代民主制度下,一方面通过各种制度限制私人势力的发展,一方面通过领导人的选举,使将军们可以合法竞选最高领导人,也就是造反合法化才能走出这死结.在选举制度下,通过参选这个信号,有野心和没野心的将军们倒是可以分离出来了.
微观经济学的案例分析
timfuhang 的解释基本上正确,补充一点,电影院半价卖票给老张是理性的商家为了增加边际利润而采取价格歧视的做法。因为电影票是有时效性的,如果到开演没有满场,那没卖出去的这场电影票将一文不值,而以较低的价格在开场前一分钟卖出一张,增加的成本基本上等于零,整个票价几乎都是利润。对于爆米花这种没有时效性约束的产品的边际成本是固定的(不是近乎零),因此采取价格歧视的做法可能无利可图甚至亏本。
微观经济学热点案例分析简短
政府限价政策探析
摘 要:竞争性市场均衡价格是在市场上供求双方的竞争中自发形成的,它不仅具有良好的效率特性,还具有良好的公平特性。面对一些过高或过低的市场价格,政府采用了限价政策来直接进行干预,但结果证明,这样不仅不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更不利于政府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竞争性市场 均衡价格 最高限价 最低限价
近年来,很多关系民生的基本需求品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得政府不得不采用行政干预的手段直接限价,而面对一些消费品价格的持续低迷,我国政府又对这种产品的收购价采取了保护政策,制定了最低限价。这些政策乍看上去是在为百姓谋福利,然而通过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加以思考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会与政府的政策目标背道而驰。
一、竞争性市场均衡价格
竞争性市场均衡价格是在市场上供求双方的竞争中自发形成的,是在市场上众多的供给者与需求者在博弈后达成的共识,因此,市场竞争使市场价格稳定于均衡价格,它消除了来自垄断市场的偏见,不仅具有良好的效率特性,还具有良好的公平特性。
竞争性市场达到均衡时,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对消费者来说,应该在其预算约束下实现了效用的最大化;对企业来说,在生产技术约束下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市场实现了出清,也就是市场供给等于需求。在这样的状况下形成的均衡价格是商品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的价格,也就是商品的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相等时的价格。在市场上,由于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市场价格趋向于均衡价格。如果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则市场上会出现超额供给,就会使市场价格趋于下降;反之,超额需求则会使市场价格趋于上升直至均衡价格。因此,均衡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均衡价格理论中关于供给价格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的分析,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有着重要的使用价值。
二、政府干预市场价格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竞争性市场均衡价格是市场自发形成的,而由于产品供不应求,市场价格就会自动上涨,人们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开始怨声载道的时候,政府便采取一些限价政策来试图抑制不断上涨的价格,但是这样做真的能够实现公共政策的良好初衷吗?
(一)对政府最高限价政策的分析
近年来,房价的不断高涨使得很多人都掏空了腰包买不起房,于是人大代表及有关政府部门一直提倡采取干预,政策制定住房交易的最高限价,“限价房”顿时成为百姓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政策的出台必然跟市场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综观“限价房”的先行者宁波、青岛两个城市,
其政策都是在房地产自身调节功能失效的背景下提出的,本身带有强烈的行政干预色彩,对于该政策,我们更应该理性看待。“限价房”政策的提出,是以政府牺牲部分土地出让金、开发商减少开发利润为代价的,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长期推行这一政策,势必影响其财政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市场的扭曲,与房地产市场的长远发展也是相矛盾的。“限价房”是针对中低收入者采取的一项措施,然而它就像经济适用房一样成为炙手可热的“紧缺资源”。
从土地价格优惠、税费减免、房价限定、购房者资格界定以及销售等各个环节,由于政府的介入,很容易产生行政权力的“寻租”空间,这种“寻租”空间显然容易为暗箱操作提供便利,导致的结果便是社会财富资源的分配更加不公正。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兰州牛肉拉面的限价风波,经营者涨价是源自成本的上升,而对将拉面作为早餐的兰州市民来说,不得不选择豆浆、油条等传统早餐。
当顾客面对碗里只有一根面条而惊呼的漫画出现时,我们或许应该明白,政府应该管的是质量,而不是价格。我们可以通过下图来说明政府制定最高限价为什么会与初衷背道而驰。
图1显示了市场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状态与采用最高限价政策后,市场出现的供求不平衡的局面,其中P代表产品价格,Q代表产品数量。P1代表市场供给曲线S与需求曲线D达到一致时的均衡价格,这时,市场的供求是平衡的。然而,当政府采取最高限价P2后,如果供应商还按原来的质量提供商品,那么利润必然会下降,这时供应者便由于利润下降而减少供应,市场就会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非均衡状态,显然在图中P2价格下的AB段便正是市场缺失的产品。
(二)对政府最低限价政策的分析
在我国,反映政府最低限价政策的突出案例是对粮食价格的保护价政策,即制定粮食收购的最低限价。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对粮食的收购价实行最低限制,是为了保证农民的收入。
初看这是对农民有利的政策,但仔细分析后会发现,这一政策也会导致很多额外代价。它会使市场长期处于供过于求的非均衡状态,从而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补贴压力,于是出现了很多假账来骗取财政补贴,最早发生于安徽的“审计风暴”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例证。还有一个典型的案例便是政府制定最低工资制度,政府制定最低工资制度的初衷是好的,是为了保护初级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但结果反而使这些初级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大量失业。原因是最低工资制度要求付给劳动力更多的工资,这就促使厂商企业不得不改进生产技术,用机器代替人工,所以初级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便会大量失业,这种现象在美国体现得尤为突出,因为美国的工会力量十分强大,总是要求涨工资的工人所遭到的反而是老板的解雇。类似于最高限价政策,最低限价也可以用图形来说明它为什么会导致违背政策目标的结果。
图2显示了市场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时的状态与采用最低限价政策后,市场出现了供求不平衡的局面。其中P3代表市场供给曲线S与需求曲线D达到一致时的均衡价格。当政府采用最低限价P4时,市场上的产品供应商由于都看到了其中的利润,于是纷纷加入或扩大规模,这样就会导致市场上该类产品供过于求。图中显示的EF段便是供过于求的状态下多出来的产品。于是在最低限价政策下,该得到实惠的农民只会面临更惨的粮食收购价,同样道理,美国的工人也会因为劳动力供过于求而纷纷失业。这就是市场经济给我们上的最好的一课。
三、对政府限价政策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政府要想真正使民众受益,采用最高限价或最低限价的政策措施都是不合理的,这样只会使市场处于更加不均衡的状态,并且还会导致“寻租”等现象的产生。虽然政府的介入是为了矫正市场失灵,但政府掌握的信息是不完全的,盲目实行直接限价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只有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政策才能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
(一)认清政府职能,高度尊重竞争性市场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告诉我们,在一定条件下(这些条件并不苛刻,就是要求偏好关系是局部非饱和的),竞争性市场所形成的(一般)均衡是帕累托最优的,这也是对看不见的手原理的成功证明。由此看出,竞争性市场经济是一种较好的经济制度,它不仅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且它简单易行,对人们所掌握的信息要求最低,每个人只需知道自己的偏好(或技术)和市场价格即可,尊重这种自发的秩序,便能够保证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在这样的状态下,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少,只需在制度上保护产权,维护竞争秩序,强制人们实施自愿的契约即可。
这一定理从效率角度向我们展示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优越性。第二定理则是着重从公平角度告诉我们:帕累托最优不等于财富及收入的公平分配。
只要起点是公平公正的,竞争性市场经济一样能够实现结果公平,它意味着政府除了守业,唯一要做的事情是财富、资源禀赋的再分配,目的是尽量促使市场主体起点公平。所以,促使政策目标的实现,使社会的一些中低收入者,或者说是弱势群体能够真正享受到惠民措施,国家是要采取一些措施的,但直接干预市场价格不是明智之举,而应该高度尊重竞争性市场,用补贴或其它合理的方式加以干预,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采用明补政策,而不是运用暗补
对由于市场价格因素造成的社会大多数群体的不满,政府可以采取补贴的方法加以弥补。补贴有两种方式,暗补和明补。暗补是指通过间接渠道补贴目标对象,因为“这种补贴方式大多是在生产环节进行的”,所以很容易使生产者利用机会投机取巧,不仅会造成资源的低效率配置与巨大浪费,甚至会出现逆向补贴现象,还可能导致垄断,这样,新的社会不公正便会随之出现。而明补则是不通过间接渠道,直接补贴目标对象,这种做法的优点在于充分利用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优点,不但使补贴真正落到实处,又能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如美国的教育券制度,对接受教育难的贫困家庭直接发放“教育券”,“教育券”只供家庭困难的孩子在学校接受教育用,既能保证困难家庭的孩子上得起学,又能避免学校对所有学生实行优惠时“不该补的补了,该补的却没有补”现象的出现。
(三)采用货币补贴,而不是实物补贴
货币补贴是明补的一种主要表现方式,主要指对中低收入阶层直接给予经济支持来达到政策目标。而实物补贴则是暗补的主要方式,“即通过优惠政策降低产品的销售价格来提高购买者的消费能力”。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城市公有制单位的居民一直采取实物分房制度,自1998年以后,我国政府逐步用货币分房取代实物分房。近些年来,面对买房难问题,一些城市又开始恢复实物分房。这种实物分房制度就属于实物补贴,这种补贴制度存在很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效率的缺失,很容易让开发商借机钻空,降低建房质量,抬高房子价格。另外,这种方式没有考虑到物价的浮动因素,伴随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可能会增长,但这种静态的一次性补贴方式却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除此之外,只有购买了“限价房”的家庭才能得到补贴,补贴的多少也随房屋的价格、面积不同而异,这样就不能根据各个家庭的具体经济状况给予补贴。所以,货币补贴这种明补的方式才是我国补贴制度的基本发展趋势,当然这还需要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
(四)完善相关配套法律制度,建立真正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
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等配套制度不仅是完善我国补贴制度的需要,更是发展市场经济、完善政府职能的需要。
法律法规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而“居民的财产收入审核机制也是重要的配套制度之一,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权威的部门或制度来判定居民的财产状况和收入水平,因此要加快这一制度的建立,同时也需要加强和完善对市场上产品提供主体的相关统计工作,取得真实的原材料价格、市场租金、产品价格、产品质量等初步资料,统计确实有效的指数,从而指导补贴工作。此外,税收制度、产权制度也需要逐步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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