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行霈水平怎么样 袁行霈的人物评价
袁行霈主编的中华文明史这本书怎么样？袁行霈与金庸是亲戚吗？袁行霈的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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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行霈主编的中华文明史这本书怎么样
《中华文明史》（1－4卷）是一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著作。《中华文明史》（1－4卷）在汲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在理论体系、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创新与突破，尤致力于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涉及文学、史学、哲学、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科技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但不是各专门史的简单拼合。本书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做出了总体性的描述，并着重描述了那些对中华民族甚至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揭示了文明的发展规律。
《中华文明史》（1－4卷）认为人类既是文明的创造者，又是文明成果的体现者。文明史既是人类的创造史也是人类的演进史。文明可以分解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方面，这三方面对应着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人类的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人类的心灵世界。文明的进步有时是这三方面同时推进，有时是某一方面或两方面领先，而其他方面相对滞后。《中华文明史》（1－4卷）以人和人的创造为中心，以物质、政治、精神文明为三根支柱，系统描述中华文明演进的过程，特别注意用浓墨重彩描绘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亮点，彰显那些对文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
《中华文明史》（1－4卷）的作者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真钻研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力求对历史事实做出准确的描述、考证与概括，概括就体现为理论。在文字表达上，力求史笔、议论、才情三者相结合。
《中华文明史》（1－4卷）体现了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学术视野。考察中华文明史，不脱离世界文明的大格局，力求写出中华文明各个时期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所处的地位，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以及中华文明对世界其他各种文明的吸收和借鉴。与世界上其他古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是唯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中华文明史》（1－4卷）探讨了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种种原因，分析了中华文明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
本书打破了简单地按朝代更迭进行分期的做法，着眼于文明本身的发展过程及其呈现的阶段性，分为四期：
从远古至夏商周，是中华文明发展的第一期。本书提出“先夏”的概念，称之为中华文明的曙光期。用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夏代的存在，将夏商周三代称为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三代奠定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本书详细地论述了三代的标志性成果，对辉煌的青铜文化、铁器冶炼技术的快速发展和铁器的应用、都邑与商业的兴起与发展、汉字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宗教信仰、教育学术、文学艺术等等，都结合文献和新的出土文物做了新的阐述。
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文明史的第二期。本书着重论述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分封制的废除和郡县制的建立；文字的统一。充分肯定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地主土地私有制。对经学的兴起、史学的兴盛、造纸术的发明、西域的开通、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都有翔实的阐述。对南北朝时期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中原移民南下、促成了南方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也有深入的说明。玄学的兴起，文学的自觉，艺术更加精致，这些也成为这个时期的亮点。
隋唐至明中叶是第三期。本书着重阐述国家再一次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意义，强调南北文化交融、中外文化交流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南北的交融和中外的交流促成了中华文明史上又一个高峰。唐诗的辉煌成就反映了唐代文明的整体水平和时代精神。中下层庶族地主阶级的兴起，以及科举制的推行，促使文化重心下移。中唐以后城市经济和城市文化的繁荣，为中华文明带来新的气息。禅宗的兴盛为本土思想和异域思想的交融提供了范例。宋代是这一时期文明史的另一座高峰：城市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文官制度的完善，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都超过了唐代。宋代兴起的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宋代的文学艺术特别是宋词的高度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宋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居于当时世界领先的地位。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是文明史上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成为民族大融合的朝代，元代对边疆的开发与建设有显著贡献。元代的儒家文化受到冲击，但杂剧和南戏，白话小说和书画，都有出色的成就。明代前期文明的发展相对缓慢，但白话长篇小说成绩突出，郑和下西洋，是人类航海史和中外交通史的一件壮举，比哥伦布的著名远洋航行时间更早。
明代中叶至清末是中华文明史的第四期，本书强调明中叶的划时代意义，世俗化、商业化、个性化成为一时之风气，与此相应的是王学左派兴起，张扬个性，肯定人欲，向理学禁欲主义发起冲击，为思想解放开辟了一条道路，整个社会呈现出个性解放的气息。同时，对外贸易迅速增长，中国经济整体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中国达到了在原有体制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极致，“康乾盛世”延续了一百多年，经济总量居于当时世界的首位，对外贸易长期顺差。学术文化呈现集大成的态势。但正是这个时期，欧洲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业革命带动西方经济全面迅速发展，政治和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安于现状，闭关自守，官僚腐败无能，故步自封，以至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就明显地落后了。中西文明的大碰撞是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阶段的主要景观：一方面是中国有识之士向西方寻求富国强兵之路，救亡图存和求新变于异邦成为社会的主调；另一方面，国力的衰弱也充分暴露了传统文明固有的缺陷，对传统的反思与批判成为强烈的时代呼声。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中华文明也开始了新的征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经劫难而绵延不断。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中华文明及其发展的历史受到国内外学界日益密切的关注。《中华文明史》（1－4卷）力求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启发读者思考未来文明的发展方向。本书强调：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发展的趋势可以概括为打开大门与走向世界。打开大门，是在保持自己民族传统的同时，汲取世界上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走向世界，是带着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融入世界文明的潮流之中。直到今天，打开大门与走向世界，仍是尚待完成的历史任务。
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尤其显得重要。本书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同时欢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更加广泛深刻的文化交流，积极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其次，中华文明应当更主动地走向世界，要积极向世界介绍中华文明的优秀成果，特别是弘扬中华文明的和谐理念，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第三，要坚持文明的多元与自主，建立符合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文明生态。
北京大学从1999年开始，在教育部“985”工程的支持下，发挥人文学科的综合优势，从文、史、哲、考古四大专业方向中遴选了36位专家学者，经过近7年的潜心研究和不懈努力，终于完成这部系统阐述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学术著作。在7年的时间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召开了60多次大大小小的研讨会（编写了近30期工作简报），从全书的总体方案、编写要点、编写体例、章节安排到内容提纲、初稿、二稿、乃至三稿、四稿，一一进行研讨和修改。每次讨论会都是一个多学科交融互补的学术平台，与会者各抒己见、相互辩难、相互启发、集思广益。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在组织队伍时也非常重视人性化管理，尊重调动每一位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既尊重学者的学术个性，又尊重主编的修改权。大家由衷地表示：“参加《中华文明史》的编著，是一次非常愉快的工作经历和难得的学习机会，如同系统地学习了一个文明史专业，受益匪浅”。
袁行霈与金庸是亲戚吗？
金庸的读博情结 查良镛的博士毕业证书照片 导师是中文系教授袁行霈 文/魏英杰 有自称北大学生的网友在人人发帖称，“给博士生盖章，盖到了金庸老先生的毕业证书！”，并晒出查良镛的博士毕业证书。这则传闻很快获得媒体证实，原来金庸从2009年秋季开始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中文系教授袁行霈。 金庸先生85岁读博士，今年毕业已届89岁，不知是否当今最高龄的博士毕业生？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不由让人敬佩。但许多人还记得，再早几年，金庸以81岁高龄远赴英伦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于2010年获得真金白银的学位证书。这么说来，除拥有国内外数所大学荣誉博士头衔，金庸终于通过正规求学渠道获得了双博士学位。 金庸先生著作等身，名满天下，照理说用不着去追求这些劳什子学位证书。就是为了研究学问，也未必一定要正儿八经地通过正规学习渠道。何况，除了在剑桥大学读硕士呆了两年，他在剑桥、北大读博，都没有在学校里做研究，而无论是剑桥还是北大，读博本来必须到学校上课。在这方面，两所大学都对金庸破了例。当年剑桥为金庸颁发博士学位证书，甚至是由剑桥圣约翰院长和论文导师亲赴香港为其主持颁授仪式。这对剑桥大学来讲，更是破天荒的事情。 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到好奇：金庸先生读博士，真的只是为了研究学问？或者说，除了研究学问，他是否还有别的念头？我想是有的，甚至可以说他骨子里有着浓厚的博士情结。 金庸先生立志读博，除了搞研究，恐怕与两件事情对他的刺激有关。一是早年他因战乱未能完成大学学业。金庸的中学时代是在战火中度过，以至于他几次转学后不得不提前高中毕业。毕业后他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结果因事被勒令退学。抗战胜利后，他欲求学长沙国立湖南大学，又因手续问题被拒。也因如此，数十年后当金庸向剑桥提出攻读博士申请，校方要求呈交大学毕业证书，他只好呈交了一大批荣誉博士、荣誉教授证书。（这又是一处破格之举） 另一件事，就是当年他到浙大担任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结果闹得不欢而散。向浙大辞去职务之际，金庸曾向外界表露本身招收的几个博士生“不够好”，而他的博士生则发表声明质疑他的教育方式。此外，他的教学方式和学术水平遭到该校相关专业部分教授的批评，包含其博士生导师资格评定，也存在程序争议。 金庸遭到学术共同体的抗拒，或与其学术水平有关，但也可能是“出身不正”所致。无论如何，此事必然对他产生极大刺激。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来（剑桥）读书不求学位，只求学问。在浙江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有人说我学问不好，不够做院长。别人指责，我不能反驳，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本身的学问。” 学问固然重要，学位对金庸来讲恐怕也是志在必得。当年他向剑桥校方提出研究方向，说了一个关于匈奴西迁的论文选题，教授委员会中有专家说了一通匈牙利语，他听不懂，人家就告诉他如果研究这个问题最好去匈牙利学三年语言。然后，他提出研究大理的问题，座中一位教授又讲了一通古怪的话，他也听不懂，人家告诉他这是藏文，“大理跟西藏的关系是很深的”，因此这个选题也没通过。后来金庸的硕士论文是研究玄武门之变（《初唐皇位继承制度》），这才顺利通过。如果仅是为求学问，大概不必受这“洋罪”吧？ 学位之于金庸先生，或者正如古时的科举制度，非进士出身的总要被人看低一等。举个实例清代大臣左宗棠，一辈子以此为憾，乃至于因此影响性格与行事。废除科举后，这种重视学历出身的氛围，自然而然转移到从西方引进的学位制度。胡适先生当年一回国就以博士自称，结果遭人质疑，这也一直成为他的心病。为此，他在离开母校十年后，还特意补办手续，拿到博士证书。而他在一生中拿了数十个个荣誉博士学位，未尝不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长久浸淫于传统文化之中的金庸先生，一定要远赴英伦、求学北大，拿到正式的博士头衔，也就不难理解了。 只是，刚看到金庸先生获得北大博士学位的消息时，脑海里不禁浮现出范进中举的形象。来源青年导网)
袁行霈的人物评价
马嘶先生说：“袁行霈没有年轻人通常具有的心猿意马、轻佻浮躁、好高骛远那等凌厉之气，也从无生活懒散、读书不求甚解的郎当作风。袁行霈从不张扬夸耀、显示自己的长处，也从不干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之事。袁行霈于朴实无华的为人处世之中，时时洋溢着一股蓬勃向上、昂奋进取的朝气，表现出一个有志有为青年的高洁品质。” 学生说：“在我们的眼里，先生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他不会让你感到局促和紧张。他认为两个人之间——哪怕是晚辈和长辈，也应该平等地对话。从来都是那样心平气和，那样波澜不惊。在先生面前你会以为这种气象的背后一定有曲折离奇的故事。” 最好认的代表 袁行霈代表做事一向低调，不喜欢“出头露面”，婉拒了几乎所有记者的采访要求，但在本次两会上，年已71岁的袁行霈代表依然十分惹人注目。“袁教授最好认了，满头银发，这里只有袁行霈一人如此仪表。”其实，袁行霈代表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袁行霈的身份：国学大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在袁行霈看来，作为一个学者，应该远离媒体，充分利用时间，扎扎实实地做学问。 国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袁行霈代表一向认为，国学不能救中国，也不能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然而，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中国的国情，国情既包括中国的现状，也包括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学术和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研究国学是很有必要的。“不管愿不愿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谈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或优或劣的特色。而国学作为固有文化传统深层的部分，已经渗进民众的心灵，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现代生活。”袁行霈代表说。所以，对国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必须认真面对、认真研究，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应当抱着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发展的态度来对待国学。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
